我是徐州报业传媒集团的张焕钰。一个没有耀眼奖项，只有沾满泥土的采访本。没有科班光环，只有一颗永远向人民学习的心的记者。

和很多老师不同，我起初选择这份职业，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觉得有趣。因为可以走遍大好河山，第一时间了解很多趣闻。但随着采访的深入，题材的丰富，我热爱上了这份职业，也因为这份职业，我学会思考、快速成长。

11年来，我采访过抢救生命的天使、高温作业的工人、朴实无华的农民、孜孜不倦的老师等等，原来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里，而在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中。我的每一次出发，每一次倾听，都是为了叩开一扇扇家门，走进一个个心灵，去看见、去记录、去理解。这，就是我理解的记者。所以那些真实的采访对象，就是我始终寻找的终点。

2024年，为寻找抗美援朝老兵，我像个考古者在网络平台中筛寻，终于在沛县龙塘村的坐标上，找到了到吴玉坤老人的生命轨迹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是454号小院，推开门时，91岁的他穿着整洁的旧军装，端坐在板凳上。采访的过程中，我收获了意料之中的素材，也获取了意料之外的细节。

16岁的我们，多半还在高中课堂读书，可70多年前，16岁的吴玉坤已经披上戎装。18岁那年，他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，入朝作战。他告诉我，入朝前，每个战士都领到一块胸牌，正面写着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，背面是自己的姓名、血型和部队番号。他们写下留言，交好最后一次党费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没人害怕。

这种无畏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，很难想象在那段炮火连天的岁月，是什么让血肉之躯筑起铁壁铜墙。

他唯一一次给家里寄钱是一张99元的汇款单。我当时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偏偏是99元，凑个整不好吗？

后来吴老跟我解释说，因为如果牺牲了，国家会给家里寄100块抚恤金。“少1块钱，爹娘就知道我还活着。”

说出这句话时，小院瞬间寂静下来，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心酸，在父母眼里，他不过是19岁的孩子。

看，战场上的铁血战士，不仅有钢铁般的意志，还有细腻柔情。

或许是我的追问勾起了太多往事，采访快结束时，吴老主动说，我唱首军歌给你听吧。他的嗓音虽已不再清亮，但唱起《志愿军战歌》仍中气十足、气势磅礴，像一把刚擦亮的军号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我们的眼眶也跟着热了起来。九旬老人眼中，分明跳跃着十九岁战士的光。

作为记者，我有幸推开过这样一扇院门，听见岁月深处的回声。它告诉我这片土地为何生生不息，告诉我和平的分量有多重。

2016年，邳州议堂镇，我踩着田埂走向简陋的红薯作坊。沉淀池上浮着腐叶的污水泛着泡沫，而池底凝结的淀粉，是制作红薯粉丝的原料，也是七旬老夫妻全年唯一的指望。

当老爷爷突然掬起发臭的污水灌进喉咙，急切的向我证明着这水很干净、很甜，老奶奶握紧双手在发抖说：“记者同志，关了作坊，明年我们怎么活？”我的心又被揪疼了。

曝光新闻发布后，无证作坊被查封，我在稿纸上反复涂写着一个更大的命题。当冰冷的规则撞上滚烫的生存，我的笔，该落在哪里？

我选择追寻这场“后真相”，走访环保部门协调柔性执法，联络村委会为老人协调合规设备，同时推动解决困扰村民的噪音污染。直到这一刻，我的采访才算真正画上句点。

从那件事后，我观察世界的目光彻底改变了。我们笔下呈现的每一个“现象”，其背后都盘根错节着无数个“故事”，关乎生计的挣扎、规则的边界、人性的复杂。

我不再满足于仅仅记录表象，而是习惯性地去追问、去探寻、去理解那水面之下更深沉的潜流。

今年3月，95岁的退休教师吴其敏夫妇在养老院颤巍巍递出捐款信封，一句“捐到捐不动为止”和那个珍藏27年捐款单的匣子，让我看见平凡岁月里无声流淌、汇成江河的家国大爱。

今年两会，人大代表陈厚武板正的西装下，是带着泥土芬芳的质朴。他带着自家苹果走进访谈，围绕土地、收成这些最本真的议题侃侃而谈，让我看见基层代表最坚实的根基。

今年4月，深入乡村，聆听95后非遗传承人如何在古老技艺与现代潮流间寻找平衡，守护文脉的星火，让我看见年轻一代对文化根脉的自觉与创新。

等等，等等。

每一次倾听，每一次记录，都是对“中国何以成为中国”的叩问与解答。正是这无数个“他们”的故事，交织成我们时代的烟火。我的采访本，也就这样一页页累积着中国大地上的生动底稿。

有时候我也会思考，记者为何总在出发？伏案桌前，转发、编撰不好吗？经过一次次的洗礼，我懂了。

为了让九旬老兵的勋章照进更多青春的眼眸，让七旬老人的淀粉香飘进温暖的春天，让每片被辜负的土地，都能重新长出希望。

原来，我们手中的笔从来不是手术刀，而是听诊器。听得出政策落地的声音，更听得见屋檐下的叹息与欢笑。当我们把镜头对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，才发现所谓中国，就是无数个吴玉坤、无数对老夫妻，在时光里镌刻的生命年轮。

而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蹲下身来，把这些年轮拓印成时代的史诗。